本地政府機關認為我比較適合耕田和畜牧。
他們主張人性最基本的要素，包括道德理念都會受到不同時空和地理因素的牽動而不斷演化，今日大家公認所謂的自然科學──動物比較學，遺傳學、演化學、醫學。大衛到了晚年還大力抨擊達爾文的進化論呢。
文：高崇文（中原大學物理系教授） 蘇格蘭原是個地處偏遠而貧窮的國家，但是在18世紀中葉起，一股風起雲湧的風潮讓蘇格蘭改頭換面，不但出現了眾多偉大的思想家，如大衛．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等人，對西歐的思潮造成了莫大的影響。大衛的大哥詹姆斯（1777－1847）後來成為克雷格（Craig，Ferryden）教區的牧師，弟弟喬治（1784－1855），是法夫斯估尼（Scoonie，Fife）的教區牧師，最小的弟弟派屈克（1788－1859）則成為派思力僧院教區（abbey church，Paisley）的牧師。這樣的家庭卻出現大衛這樣一位傑出的科學家，這一點蠻能反映出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特殊之處。原本蘇格蘭信奉的是羅馬天主教，但是約翰．諾克斯（1514－1572）改變了一切。所謂的社會科學──人類學、人種起源、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都深深地受到這場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影響，而蘇格蘭教會也因此逐漸趨向世俗化。
最著名的莫過於改良蒸汽機的詹姆斯．瓦特（1736－1819），此外還有地質學之父詹姆斯．哈頓（James Hutton, 1726－1797），農學家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 1739－1808），指導過瓦特並且提出比熱及解說潛熱的概念的物理學家約瑟夫．布拉克（Joseph Black, 1728－1799）等人。在這裡得先給各位看官交代一下蘇格蘭特殊的宗教背景。只要我哭，就會被嚴厲的處罰。
那比較符合現在的人對於排擠和罷凌的印象。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為了「符合社會期望」，之後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由他在外說話、行動、與人接觸。我們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尤其是「價值觀」。不過，怎麼可能要求一位幼兒「被痛打」還「不哭出來」？所以，我哭得更兇，然後，就被父母打得更兇。
我只是在內靜靜地看著、聽著、睡著。我對於打仗之類的遊戲並沒有興趣，而是更喜歡和女生們在一起玩家家酒。
她不想讓我知道的，我不會知道，我不想讓她知道的，她不會知道。我逐漸認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確沒有做，有「某人」做了。在小學，原本的女生朋友們不是在別班就是轉去別的學校就讀了，沒有人可以護著我。我喜歡靜態的活動：看書、畫圖、和女同學玩。
我開始查詢資料並留意有關於變性手術的一切新聞或訊息。「跟自己對話」在通常狀況下只是個形容，但在我身上，它是事實。透過那些過程，我「意識」到自己不屬於「他」們。我曾是個愛哭的孩子，儘管這兩者於內在對大腦來說同一件事，但外在上，我透過「哭泣」而非「憤怒」來表達自己感受……就如同大部分年幼的女孩子一樣。
渴望自己擁有乳房、子宮……渴望自己擁有女性的身體，而不是如此人高馬大、雄壯威武的「男子漢」。不過，幾乎家家戶戶皆如此，這是當時……儘管現在似乎也沒有太大改變。
在幼稚園裡，有別於男孩子們總是跟男孩子們打打鬧鬧，我並不喜歡與男性接觸。行為模式不同、行為內涵不同、思考模式不同、思考內涵不同。
沒有人相信，因為客觀上，所有同學都看到了，我跟另外一位同學扭打在一起。「我沒有打人」事後，我總是哭著這麼說。升上小學以後，原本還算受保護的溫馨環境改變了。儘管如此，在我們和男性接近距離範圍到兩公尺內時，我還是會感到強烈的噁心。我和他說話的語氣不同、句子構成的方式不同、寫作風格不同。從國中開始，我讓他取代我、成為我……代替我去扮演那位父母、師長、朋友、甚至戀人眼中所期待的「男人」。
隨著年級越升越高，我的身材越來越高大，不知不覺中，我已經成為了全校最強的打架高手，還「越級」去跟國中生打架。另外一種狀況是：我們有權限決定要「釋出」多少記憶給對方（體驗共享），否則她有她自己的記憶，我有我自己的。
幼稚園的時候，我頂多被男同學嘲笑而已，那不要緊，有女同學們護著我。「蕭奕辰」這個名字，是屬於他的。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國中時我家已經搬到了市區，我曾經跟一些同學聊過各自的小學過往，他們的小學是在勾心鬥角和互相陷害的「高規格」宮廷劇等級生活當中度過。與女生相處遠比和男生相處還要來得更讓我感到輕鬆自在。
聽到如此清楚的聲音自己說話，然後身旁又沒有人，第一次遇到時，當然是震驚。原本，他只在「必要時」出現。我對那些事情的發生和經過幾乎沒有印象建商則競價壓低成本，以低預算請遊具商處理。
遊戲場僅是一項公共設施。1980年代隨著遊戲場受傷事件受到報章重視，消費者運動更強勢介入公共遊戲場的安全檢驗議題。
也因此特公盟呼籲各地媽媽「自己的公園自己救」，參與設計以利兒童擁有更好的設施、進而更全面地發展。最近幾年，全台有許多公園兒童遊戲場相繼翻修，從原本千篇一律的模組遊具，轉向提倡共融或具有地方特色的設計：新的遊戲場增設了更多樣的設施設計與鋪面材料並且考量周遭社區特質。
因此塑膠製、易得的組合遊具有利零件損耗時快速替換，高安全的設計降低使用者受傷進而對自己不滿（甚至提告）的風險。但是照顧者（尤其媽媽）的想法卻缺席了。
因此，在鋪好安全軟墊的基地上，放滿通過安全檢驗的組合式遊樂設施，政府眼中是完成一項服務兒童群體的公共工程設施，建商完成契約項目，廠商則聲明這是根據基地大小重新安排組裝、又符合安全檢驗的好玩遊戲場。因國家安全標準（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簡稱CNS）為求檢驗精確，大量參考美國規格，來規範遊戲場的空間規劃、設備規格和場域鋪面，卻因而間接限制歐盟、澳洲、日本等國差異性高、設計多元的遊具進口。落成後的維護管理單位也支持這個安排。而當這種標準化的遊具被大量生產並擺放於各地，又稱為遊戲場麥當勞化。
1992年消基會抽檢53個台北市的公園與學校遊戲場，發現全部不合CNS要求，包括「地坪地板太硬、設施高度相對地板而言過高，再加上緩衝距離不夠，容易使兒童由攀爬梯跳下來，或由滑梯下滑時，碰撞地面而受傷」，另有施工品質不佳留下突起物、年久失修而「搖搖欲墜的鞦韆、以鐵絲固定的攀爬架」，在在「使兒童的快樂遊戲成為『危機四伏的冒險』」[2]，下方則常有流浪漢棲身 [3]。但罐頭遊具是怎麼發展出來又被台灣公共建設接納的呢？ 這與美國遊戲場的發展有緊密的關係。
這種塑膠製、組合式、標準化，而且每單位組件僅單一遊戲功能的遊樂設施，被稱為「罐頭遊具」。Carla Pascoe指出美國遊戲場在1960年代以後逐漸麥當勞化，主要動力是經濟發展與司法體系，包括福特式的生產、訴訟文化與消費者安全倡議等因素的共同形塑 [1]。
2008年立法院會議後，台北市政府著手檢驗各處遊戲場，主動拆除不合規範之遊具，置換為塑膠組合遊具。這可說是台灣遊戲場的改革運動。